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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留守儿童”这个话题。我自己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书中用“留守儿童”这个名词,来定义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们。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跟湖南老家的这些孩子们,都是“留守儿童”。
真正促使我走进纪录片这个行业的原因,是当时有一个政策叫撤点并校,就是把村里面的学校拆掉,集中到镇上办学。而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我的母校光明小学,也面临被拆的命运。
我们村的人口比较多,村民们特别希望能将这所学校留下。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们去镇上的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老家在高山地带,去上学总是要步行十几公里,来回得三四个小时。
当时我比较冲动,想着可以用记录片的形式,把这种现象记录下来,再向上级反映。
我2008年开始工作,在大学学的是设计,不是拍纪录片。我以前喜欢文学,上了大学以后疯狂迷恋电影和纪录片,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看电影和泡图书馆里度过的。
纪录片看得多了,我就开始想自己能拍什么?那就拍我最熟悉、最了解、最有共鸣的这群人。
这张照片是我跟弟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妈出去打工,她在一家广州的台资企业工作了十多年,但仅凭她一个人的工资无法负担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后来我爸也出去了。
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她总是想我们,所以我们兄弟俩会拍照片寄给她。本来我想放上一张全家福,但是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我父母出去的时候,我已经不小了,跟父母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在我年幼的时候,他们陪伴在我身边,给予我温暖。
每当过年的时候,我特别思念母亲,因为她每年只在临近期末的时候回来一次,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从她到家那天我就开始倒数,差不多大年初四、初五,她就又要走了。
我的印象很深刻,她走之前总会和我们在家里吃早饭,所有人都很沉默,然后我爸带着包和我妈走出门,我和弟弟就看着,说不出话。在某个拐弯的地方她就消失了,从来不回头,我们在后面默默想着,又要等上一年才能再见面。
毕业以后,我就回来拍纪录片。当时我父母并不同意,他们觉得我不务正业,“人家毕业以后考公务员、当老师,你出来上会儿班就折腾这个”,尤其是我父亲特别反对。
当然他们表现出了对我最大的“支持”,没有将我赶出去。有时候,我妈实在看不过去,偷偷塞钱给我,还跟我讲,“别告诉你爸,你爸不支持你干这个。”
没有父亲的支持,我买设备的钱都是借款凑的,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村里面建工作室,然后去拍“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我们真正开拍的时间是2009年,当时拍摄的这个班级被称为“临时私立学校”,因为村里面的小学被拆,班级里只能招些低年级的孩子。
村里学校被拆,需要有人到镇上陪读,什么叫“陪读”?就是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由没有农务的爷爷奶奶带着,到镇上租一个房子,陪着孩子上学读书。这为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毕竟不种地就没有收入,而且在城里所有东西都得花钱买,包括农作产出的粮食。
在拍摄的22个孩子当中,有19个是“留守儿童”。在2009年到2019年十年间,我们针对当地的留守儿童做了5次统计,数据表明,留守儿童的人数不减反增,平均比例甚至超过75%。这就是我拍的那群孩子们。
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与这一群孩子的家庭有关。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主人公,是照片里背对我的小男孩,他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名字,连他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
奶奶说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外出打工。一次在回来路上遇见他,可能许久未见加上小孩的变化比较大,一时没认出来,只当是个路人,还给他发了糖。直到回家后,他从外面玩耍回来,才意识到刚才碰到的小孩是自己的儿子。
当天晚上,小男孩拒绝与父母同床睡觉,妈妈特别伤心,说孩子不愿意认她了。
这张图片里面的小男孩叫蒋鑫,他的哥哥叫蒋恒,他们兄弟俩有什么故事呢?大家应该对“小候鸟”这个名词有所了解,他们俩的生活真就如书中描述那样。
放假的时候,两兄弟到广东东莞探望父母,由于父母要上班没有时间看护他们,又害怕他们贪玩走丢了,就将他们锁在出租房里,一锁就是十个小时,兄弟俩因此有了心理阴影。
回老家后,爷爷奶奶知道了此事,就吓唬他们说,“如果你们再不听话,就把你们送到爸爸妈妈那里去”,然后他们就会变听话了。
其实这段纪录片,我们在广州一所高校放映过,当时蒋鑫的父母在广东务工,请了他们过来看这片子。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他父母跟我们讲,“从你的纪录片看到了我的孩子是怎么成长的,我对孩子的了解还不如你。”
这个片子拍了4、5年,几年间他跟孩子打电话沟通少。只在听说孩子调皮的时候,会通过电话教育一番,孩子也只是匆匆回复几句,讲得多了,孩子就会变得不愿意接他的电话。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谈论这个话题。
孩子觉得父母不了解自己,与他们的感情不再亲密,奶奶曾跟孩子讲,“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现在孩子跟爷爷奶奶关系更亲近,觉得“世上只有爷爷奶奶好”。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现在的父母在孩子未满一岁就外出打工,与孩子的关系自然不好。我的童年与这群孩子不同,因为我在小时候跟父母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关于“父母”的故事。
当时我们做这个公益项目的初心,是想让父母跟孩子通过视频对话建立更多的联系,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孩子的父母并不是每年回家过年,有时工厂没放假或者遇上春运票价上涨,他们为了省钱便不回家。
故事发生在过年后,那年他们回来了,蒋鑫知道父母要回到城市工作了,问道,“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家?”那一刻他的父母很伤心,也很无奈。因为在孩子的印象里,广东才是爸爸妈妈的家,农村老家是他跟爷爷奶奶的家。
其实无论是城市发展、经济发展,或是城镇化建设,社会需要这些年轻的劳动力,但是现在还没有方案,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至今仍是个难题。
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学校教育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社会一直在关注这些农村孩子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者是人格教育,城里的孩子能获得更多资源,而乡村的资源比较匮乏。
书对我的童年影响很大,所以我在村里建立了乡村图书馆,希望图书馆能够帮到孩子们。
其实蒋鑫的父母也很无奈,大城市的物价、房价暴涨,包括农药、化肥都在涨价,农民的粮食却没有涨价,但是他们不能回去。
从2009到2019年,我们持续跟拍了整整十年,蒋鑫现在已经上初一了,蒋鑫的哥哥已经走上社会。这就是关于蒋鑫的故事。
他们是范魏煜和范魏媛。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范魏媛的妈妈在生他弟弟时难产去世,他的父亲两次入狱,父母都没能参与他们的童年。
这所学校是拆掉重建的,老师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资源和待遇,最后都不愿留在这所学校,所以我就回到村里教书了。
我问过孩子们长大后想干什么?超过半数的孩子回答“打工”。在我那个年代,大部分都说当科学家、当医生,但是现在答案却不同了。为什么要“打工”呢?打工就有钱了。
姐弟俩的成绩还不错,因此他们想读书,想上大学,他们的学费是奶奶种玉米卖钱攒出来的,一直到范魏媛上大学。
大学以后,他们的学费靠多方资助,其中有部分源于助学贷款,也有部分来自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我的朋友的支持。
姐姐的压力很大,同时也很努力,大学毕业后在华为工作,现在也买房买车了,她的弟弟考上了湖南新宁县一中,成绩也很好。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乡村里面有种“读书没用论”,尤其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将片子放给其他同龄人看,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可能还不如我们当年。
他的话让我后背发凉,至少在那时我们懂得读书是有用的,“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这种现象真是令人悲哀。
这个2分钟的预告片,完整的片子时长仅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拍了整整5年。我们尝试了多次放映,包括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甚至在各大高校里放映。很多人问我,“导演,这个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现在的我解决不了,我只是想通过镜头,制作出公益纪录片,让更多人看见它。对于它而言,“看见”只是第一步,有人意识到或者正视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后来我们拍了一部公益电影叫《矮婆》,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我们的愿望是通过公益电影增进人与人的了解,我也希望无论是“留守儿童”也好,“流动儿童”也好,都可以成为历史名词。
我更希望孩子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中有很多无奈和被迫,他们没有办法掌控,才选择向社会妥协,希望他们真的能做到“以人为本”。
当然我最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能让城市待得住,让家乡也回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