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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李正,是一名来自天津的高中历史老师,也是一名B站知识区人文历史类的UP主,过去一年在B站讲了很多清朝的历史故事。
那当我们把“高中历史”“清朝”,以及今天的主题“科学”这3个词放到一起时,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句话,也就是现在高中历史课本上的表述:“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拒绝扩大对外交往,进一步扼杀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伏笔。”
这个观点本身固然准确的,但里面有一个细节经常被我们忽略。从整体上而言,清朝是落后于世界潮流了;可从个体上而言,那些高高在上的清朝统治者们,他们是否真的对西方科技一无所知呢?
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康熙皇帝。他本人无论是对西方的科学理论,还是对欧洲各国的情况其实都是有一定了解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两则史料。首先是中国的史料。“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测绘地图,铸造枪砲,始仿西法。”这里的圣祖就是康熙皇帝,由此可见康熙不仅了解西方的科学理论,而且是天文、地理包括火器各个方面都有涉及。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史料,比如服侍康熙多年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就曾经这样形容康熙:“康熙皇帝亲自研究了欧洲的科学和艺术,他认识到了欧洲在此方面具有极高的水平,也认识到了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疑惑,康熙在当时到底是怎么接触到西方科学的?他自己有没有深入地学习过?假如他深入学习过的话,为什么他没能带领当时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呢?
带着以上的疑问,我们就一同来回顾清圣祖康熙和西方科学的故事。
实验断案的少年
康熙他最早跟西方科学结缘,是他小时候发生在京城的一桩司法案件。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三年,康熙8岁登基,康熙三年他刚11岁,还是个小孩子,但他对这个案件却印象深刻。
多年以后,他在给他的皇子们上课时还专门提起了这个司法案件。这是康熙在教育皇子时说的原话,“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大辟是死刑的意思,说明这个案件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先他提到了钦天监,这是中国古代一个负责观察天象和制定历法带有一定科学属性的一个机构。“汉官与西洋人不睦”证明当时在钦天监里是发生了中西冲突。问题就来了,在中国古代的一个偏科学的机构里,为什么会出现中西矛盾呢?这里就要介绍一些背景了。
首先在古代中国,钦天监制定历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承担着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它修订出来的历法要指导老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第二个使命,历法还要预测天象,像比较常见的预测每天昼夜的长短,还要预测比较不常见的天象,比如什么时候会出现日食、月食。它预测得越准确,越能够证明那个政权掌握了天命,能增强统治合法性。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政权始终都是使用中原的理论去修订历法,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原的历法预测不准了。
那如何解决呢?到了明朝末年,大明的最后一代皇帝崇祯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建议下决定放弃中原理论,采用西洋的理论来修订历法。
徐光启就带了一位传教士汤若望进入到了钦天监。也就是说,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的钦天监里就出现了中国人和西洋人两个群体。不过在明朝末年,这两个群体冲突并不大,因为在明朝,西洋人包括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身份只是助手,没有官职。
等到了清朝就不一样了。在清朝初年,满洲刚入关,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顺治就非常欣赏汤若望,直接把他升成了钦天监的一把手。“钦天监印信着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汤若望不但成为了清朝的第一任钦天监监正,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该职位的西洋人。
这就激起了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了。其中有一个言词最激烈的人叫杨光先,说了这样一句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说良心话,杨光先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是在一个科学的领域,他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强烈的反智主义以及极端的排外思想。不过好在顺治皇帝非常信任汤若望,所以在顺治朝,杨光先对汤若望的弹劾都没有实际的效果,汤若望被保护得很好。
然而顺治驾崩之后,整个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改变。“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康熙继位了,但他没亲政,手里没权,真正执政的还是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这四大辅臣。他们是比较欣赏杨光先的观点,对于顺治如此信任一个西洋人也是颇有不满。
康熙三年,在下有杨光先弹劾,上有四辅臣撑腰的情况下,所谓的天文历法案就爆发了。最终在康熙四年,汤若望因修订的历法不符合中原传统,只给清朝修了200年的历法是诅咒清朝短命这两个罪名被判死刑。尽管死刑没有立即执行,但备受打击的汤若望最终在转年郁郁而终,终年75岁。
但汤若望的死并没有让这个天文历法案结束。如果它这么结束的话,小康熙也不会对它印象这么深。小康熙之所以对它念念不忘,是因为它后来的结局很讽刺。
就在汤若望病逝的同年,杨光先就当上了新一任的钦天监监正。但在随后的两年中,杨光先依照中原理论所修订的历法始终是不准确的。这时候康熙也好,满洲的其他高层也好,都开始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杨光先这个人不靠谱。身为领导任用一个下属,一方面要考虑他的忠诚,另一方面要考虑他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而现在很明显,杨光先无法解决问题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又要回去求助西洋人了。所以有记载“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就是之前冤死的汤若望的学生兼助手。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这一年是康熙七年,康熙也只有15岁。他也说不好到底是中原的历法更正确,还是西洋的历法更正确。如果贸然把杨光先换成南怀仁,修订的历法依然不成功,那就糟了。
所以康熙在正式任用南怀仁之前,私底下召见了南怀仁,进行了一次单独对话。这一次对话也是康熙第一次接触到的西洋科学。
当时对话两个人谈了什么呢?南怀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段内容。康熙当时十分慈善地问南怀仁有没有一种方法让他很明确地知道,这两种历法谁是正确的。南怀仁立刻就给出了一个方案,说:“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即将任意一根标杆立在院子中央,阳光照射在标杆上,就会产生阴影。高贵的大皇帝您确定一个日子、一个时间,我就可以准确地预测投影的长度,并且根据特定时间上太阳的高度,清楚地了解太阳在黄道带中的位置。因此判断历法的计算是否与天体的运行相一致。”
南怀仁提出的这个方法叫日影计算术,其实并不难,今天我们以高中的地理知识就能解决。它本质上就是知道木棍所在的经纬度,再通过日期推算出当时太阳直射点的经纬度,就可以算出太阳高度角。这个木棍下边是一个直角,再把标杆和其阴影连线,就得到一个三角形。知道了一个边和两个角,通过三角函数正切,就能算出下边这个阴影长度。
这在今天是一个很轻松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清朝人而言这个理论已经非常先进了。康熙同意了南怀仁的提议。杨光先先是答应参加比试,但很快又说这东西是算不出来的,最后只有南怀仁一个人参加。康熙给了3个日期和时间点,南怀仁连续预测了3次,全部正确。
事实胜于雄辩,朝廷的各路官员都看着,康熙宣布南怀仁获胜,并且先后颁布了3个命令。第一是让南怀仁重新入主钦天监,修订历法。第二判处杨光先妄议历法,让其去监狱里面进行反省。紧接着6个月之后,康熙正式恢复了南怀仁老师汤若望的名誉。
天文历法案到这里算是结束了,但是这一系列的过程特别是实验的成功,让康熙开始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和南怀仁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康熙还对南怀仁提了一个要求,“朕想学科学,你要来教朕”。
废寝忘食地学习
那当时康熙是怎么学呢?其实康熙和大家上学时候是一样的,也是从理论开始学起。
据南怀仁所述,当时康熙把所有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写过的关于天文、地理还有数学的书,一共120本全都收集起来了。然后让南怀仁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到皇宫,一本一本一句一句解释给自己听,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放南怀仁回去。
康熙早期理论学习是很认真的,而且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时候还有一个优秀的点,他不光学习理论,还结合实际有自己的思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康熙是支持地圆说的。那么他怎么分析这件事情呢?康熙说过:“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之圆可知也。近北极,太阳与地平周掩无多也。”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这个角度来说,康熙显然是一个学思结合非常优秀的学生。而康熙在学好了天文、地理还有数学之后,就将学习领域扩展到其他方面,包括解剖学、药物学、哲学。
随着他涉及领域越来越多,他也不再满足于只向南怀仁学习了,他召集更多的西洋传教士担任他的宫廷教师,像白晋、张诚还有徐日昇,都是清朝非常有名的西洋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国家,像前边提到的汤若望是德国人,南怀仁是比利时人,白晋和张诚是法国人,徐日昇是葡萄牙人。随着他接触的传教士越来越多,他对欧洲各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甚至康熙手里有一张世界地图,叫做《坤舆全图》,非常漂亮。
除了这些史料以外,当时俄国人也有记载,康熙对欧洲是有一定了解的。当俄国使臣访问清朝时,康熙曾问使臣是否到过许多国家,随后又让使臣看了一幅地图,我估计就是《坤舆全图》。他们在一起看了许久,并交谈了欧洲各国的情况。
所以说康熙他在理论学习上很认真,同时也有自己的思考,以及面对欧洲时候也有一个很开阔的眼界。
康熙学习西方科技时,还有一点很宝贵,就是当他认识到西方科学是有意义的时候,他非常舍得砸钱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康熙认识到西方地理学知识能帮他绘制出一幅更精准的大清地图时,他组建了一支由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组成的团队,用了30多年的时间画了一幅《皇舆全览图》。李约瑟曾评价《皇舆全览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当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终有私心的谢幕
那问题就更明显了,这样一个学习认真、善于思考、眼界开阔并且舍得花钱的康熙,怎么就没能带领当时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呢?
康熙学习了西洋的科技却没能传承与传播西洋的科技,我个人认为是有3点原因:康熙有私心、教徒有局限、中西有隔阂。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点,不管康熙学习西洋科多么认真,他的身份是无法回避的,他是一个统治中国的满洲皇帝。他越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就越想把科学严格地控制在皇家手里,或者至少是控制在满洲人的手里。
当时康熙宫廷里面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张诚,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御前太监,这位太监让这些传教士们轻易不要提科学或者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情。当身边有汉人和蒙古人的时候,尤其要小心谨慎,更加不要提。
据张诚说,康熙也亲自嘱咐过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康熙反复告诫这些传教士,不要在他们去过的任何衙门里面直接翻译有关科学的东西,所有东西要回到家里面去翻译。这里能够看出康熙对于西洋科学是高度保密的,这种保密方式必然不利于科学的传承与传播。
除此之外,康熙还有一个点就是太信任西洋的传教士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西洋传教士本身是有局限的。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来教知识的。他们并不是科学家,没有掌握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理论。
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早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就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而这些西方传教士并没有把这套理论带到中国来。有可能是他们不知道,也可能是他们藏着私心没有告诉康熙。总之康熙当时虽然接触到了西方科技,但他接触到的并不是最前沿的。
而康熙对传教士的宽纵还导致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天主教徒变多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就允许了这些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到康熙四十几年的时候中国的天主教徒就超过了100万。而随着中国天主教徒的增加,就发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当时欧洲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觉得中国有这么多天主教徒,应该派个人指导他们如何过一个正常天主教徒的生活。于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克雷芒十一世派了一个特使到中国指导中国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很多要求。
其中有一项要求“不允许在中国信天主教的教徒尊孔祭祖”,这严重刺痛了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也让康熙很愤怒。因为在康熙的眼里,中国老百姓可以信天主教,但是他们要记住一点,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大清的子民,不可能信了一个宗教就要背弃祖宗了。
康熙就让这个特使带信给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双方进行沟通。在沟通两年无果后,康熙最终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下令禁教,天主教不允许在中国传播了。
此前,西方科学和中国的核心联系就是这些传教士。而禁教令发布之后,这个纽带就中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就此陷入到了低谷。而且康熙在清朝威望极高,自从他发布禁教令之后,清朝历代皇帝全部都对西洋传教士产生了极高的提防和警惕。
此后,清朝与世界的交流就不多了,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了。也就回到一开始提到那句话,“清朝统治者开始变得故步自封了”。
从历史到现在
可以发现,康熙这一生对西洋理论的态度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起伏。
他小时候因为汤若望案开始接触科学,本着一个开放的立场和实验的精神,给汤若望平反了。他中年以一种勤学苦思的态度和眼界开阔的行为,助推了西洋科技在皇宫内部的发展,干了撰写地图、修书等一些相对不错的事情。但是晚年康熙仍然因自己满洲统治者的身份,受到了民族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中西隔阂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他本人对待西洋科技的态度也由早期的热衷变成了晚期的保守。凝望西洋的康熙最终还是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讲到这,康熙和西洋科技的故事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纵览康熙一生,希望我们要多学习康熙前期的那种开放的立场,实验的精神以及勤学苦思的学习态度,让我们国家始终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不再落下。而不要去学康熙晚年那种偏执、沉寂和保守,让我们民族再次陷入到故步自封的困境中。
科学点亮生活。我十分荣幸在这个充满了科学因素和气息的夜晚,以一段历史故事参与其中。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