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于赓哲，是第二次来到格致论道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科举，改变历史的顶层设计》。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一批压力山大的古代人，也就是科举的考生们。

首先让我们看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父子，父亲叫苗粲，儿子叫苗缵。儿子刚获得了州府向中央贡举的资格，准备去参加进士考试了，结果父亲在这个时候病了，他一下子犯了大难。

大家知道他因为什么犯难吗？在唐代，人们特别重视孝道。爹爹病倒在病榻，你丢下他去参加考试，这是不是于孝道有亏？但问题就在于，获得一次贡举的资格本来就不容易，如果错失就太可惜了。

正在两难的时候，他父亲亲自来解困。父亲因为中风，嘴里已经说不出话了，要来了纸笔，哆哆嗦嗦在纸上写了一个“入”字。父亲的意思是让儿子去考试，不要顾念他。这是听父亲吩咐才去考试的，如此一来，社会舆论压力就降低了，也就把他儿子的难题解开了。

这是《刘宾客嘉话录》里面的一段记载，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出什么？第一，是科举的诱惑力很大；第二，是科举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急迫性。原因就在于科举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正如《唐摭言·卷九》所说，唐朝三百年来，科举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是至关重要的。对富贵人家来说是“簪绂望之继世”，对于贫寒人士来说是“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富贵人家靠着它续命，贫寒人士靠着它咸鱼翻身，完成底层逆袭。每个社会阶级都需要科举，这也就解释了科举制度为何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标题：打破九品中正制的阶级固化

从隋代创建科举制之后，科举制沿用了整整一千五百多年，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几个制度能够沿用一千多年？为什么科举制度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给社会提供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科举制之前，我国古代实行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让地方上的豪族们担任大中正和中正，让他们品评本乡的人才，还要打分，分为九个等级，然后举荐给中央。

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一眼可知，这种选拔制度就属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晋书·刘毅传》中批评九品中正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被打高分的全是富贵人家子弟，被打低分的全是贫寒人家的子弟。

既然如此，曹丕当年为什么要实施这个制度？他不知道弊端吗？当然知道。曹丕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制度，是因为他要取代汉朝，就要获得世家大族们的共同支持。他跟曹操不一样，虽然曹家是寒门地主，但是曹操当年是将汉献帝挡在前面去“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政权合法性没有问题。可是曹丕要代汉，就要把汉献帝撇到一边去。在这种情况下，世家大族的总代表尚书陈群给他提出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建议。这事说白了，就是曹丕集团与世家大族集团之间的政治妥协，曹丕把选官权交给世家大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但这个制度带来的后果是阶级固化。一个国家一旦阶级固化了，就很危险了。于是到了隋代，九品中正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

科举制有两大特征：第一是由地方贡举人才，第二是朝廷要分科考试，利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

历来认为，科举制的创始人是隋文帝。但和很多新制度一样，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越往后面的人越能意识到。后来有两个重磅级的人物对科举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是唐太宗，另一个是武则天。唐太宗率先意识到科举制的重要性，我们后面会说到。

标题：秀才居然比进士还难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科举主要的名目。在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被分为了两类：一类叫常科，一类叫制科。顾名思义，常科是常年都会定期举行的考试；制科是皇帝有临时需求时举办的考试，比如岳牧举、贤良方正、博学鸿词等等。

唐高祖武德年间，每次考试取士至多十余人。自唐太宗时代开始，科举考试的规模才逐渐扩大。而且，科举的重要性也在那个时候逐渐地凸显出来。

唐代的常科考试一般分六个科，分别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这跟明清不一样，明清时期是童生考上之后成为秀才，秀才上面是举人，举人上面是进士。而隋唐时期，秀才是最高等级。因为秀才科难度大，经常会有一年一个人都录取不了的情况，所以在唐初举办了几次就取消了。

最重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两者考试的基础都是经学，但是进士科在经学之外更重视试策，即时政方面的问题。到了武则天的时候，还加试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因此进士科比明经科更难一些。

明经科的考试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主要考帖经与墨义。只要熟练地掌握经文的内容，在记忆的基础上又对意思有所把握，考上明经科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唐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中明经，大家会说“这个人废材一个”，五十岁考中进士，会被说是少年才俊。当然，这个表述有点夸张。在我阅读的范围内，我的感受是五十岁考中进士的人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大多数是三十来岁更为常见。

常科的考生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生徒是指由那些官方学校贡举上来参加考试的，比如说太学、国子监等等。而乡贡指的是由地方上一级一级选拔上来的。坦白地说，人们对乡贡更加青睐，越难就总是越受敬佩。

通过了地方上的考试之后就成为举人了。这些举人由地方政府带着解额和证书，送到长安来参加考试。一般来的时候是冬季，考试的时间是春季。

标题：世家大族的力量何以被减弱？

回到刚才的问题。唐太宗等人特别重视科举，而且科举能够一直实行到二十世纪初，它的积极意义究竟在哪？在我看来，首先科举对统治者来说，是统一思想的一把利器。

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想统一思想，有的人手法简单而粗暴，比如秦始皇焚书、以吏为师；还有的手段稍微温和而高明一些，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只让读儒家的经典；唐太宗更加高明，不仅只让读这一种书，而且用科举来作为诱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穷经皓首，一辈子钻研官方指定的教材。

正是因为统一思想的这一作用，所以有一次，唐太宗穿着便服站在端门之上，看着考生们络绎不绝地进入了今年的考场，欣喜之余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的原始含义是弓箭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都进入了我设的圈套里”。

科举考试另一个意义是结束了贵族政治，开启了官僚政治。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贵族政治的高潮，第一次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终结于战国时期的变法。战国时期不管哪国变法，有一个普遍的原则是瓦解贵族势力，加强王权。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第二次贵族政治的高峰，而这次贵族政治结束于隋唐时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利器就是科举考试。

但是也不能想当然。科举考试结束贵族政治这是没问题的；那么，科举考试如何结束贵族政治？很多人认为是给了寒门子弟考试当官的资格，寒门子弟在考场上压倒了贵族子弟，于是贵族权势就瓦解了。

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认知，大方向也对，但是具体的过程并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

在唐代科举考试的举办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即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一旦适应了考场，他们考中的几率反倒要比一般老百姓子弟大得多。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富贵人家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请得起好老师，买最好的教材，还有通过世代考试积攒下考场攻略。

南开大学夏炎老师写的《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里面统计过一个著名的世家大族——五姓七家之一的清河崔氏。他发现入仕的共有84个人，其中只有18个人是靠着祖先的门荫入仕，剩下68个人都是科举入仕。不仅是崔氏，像弘农杨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他们的子弟考上的几率都要比寒门子弟大得多。

那么，如何靠科举考试来结束贵族政治呢？唐代科举不糊名，所以考生的名字能够被考官一眼看到。因此如果原来名声就比较大，或者已经为考官所知，那么考上的几率就比较大。因而在唐代出现了一个现象，考生们为了考上而大行行卷和温卷之风。

行卷是说在考前若干年，就要遍访权贵人士，献上自己的文集求得阅读，由此留一个好印象。为什么要遍访天下权贵？因为不知道轮到你考试那年谁是考官，所以只能广撒网。那什么叫温卷？考前把自己文集再给权贵人士送一遍，再温习一下。

这些世家大族是靠着本乡本土的势力以及聚族而居，而形成家族的权势。可是由于要行卷和温卷，久而久之，权贵人家的子弟都游走于全国各地，尤其是长安。而一旦离开本乡本土，而且往往时间要很久，可以想见，贵族的家族结构无意间就慢慢松动了。

举一个例子，这是《唐摭言》记载的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他是河北人，立志于科举，离开家乡来到长安行卷和温卷，一走就是十多年。以至于家乡传出一个谣言，说他在长安病故了。他老婆非常伤心，穿着丧服，骑着驴赶到长安，要给老公收尸。有一天，公乘亿下坡出门送客，他老婆骑着驴上坡，两个人擦肩而过，都觉得对方有点眼熟，停下来观望了一会，这才敢上去问。一问，果然是自己的老公，是自己的老婆。自古以来，夫妻不和的常见，夫妻不熟的不大多见。为什么夫妻不熟？因为他已经离家十多年了。

一旦子弟们都这样出去讨生活，家族成员之间互相也不熟悉了，如此一来，世家大族还能形成“拳头力量”吗？显然不行。

何况考完之后就能回家乡了吗？唐代科举考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考上之后还要经过吏部铨选才能当官。吏部铨选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任官的时候要回避原籍。比如贺知章，三十多岁出来，一直要到八十多岁才返回老家。返回老家的时候感慨万千，有了那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久而久之，世家大族就遭到了瓦解。

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包伟民先生写的《宋代城市研究》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宋代城市化程度相当高，士大夫们要居住在城市，也方便参加科举考试，不像中古时期总是在乡间居住。这样城市化的居住模式导致世家大族的势力更是提不起来了，所以宋代应该称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时代。

标题：考生成了整个社会的“香饽饽”

科举还有另外一个历史意义——改变社会风气。考生们越来越受欢迎，简直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香饽饽”，所有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这些考生们每次考试的时候，会举行各种活动，比如曲江宴饮、雁塔题名等，简直就是受尽万人瞻仰。他们也留下了很多诗歌，比如说孟郊写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为什么这么欣喜若狂？他那年已经46岁了，按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他可能已经觉得这是人生最后一次机会，结果让他抓住了，当然欣喜若狂。

现在去西安到大雁塔，已经看不到雁塔题名了。但幸运的是，宋代曾经临摹过唐代大雁塔里面进士们的题名，然后把它刻碑放在了院子里。这些石碑现在也见不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保留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里的拓片残卷。

图中就是拓片的一部分，大家能不能在这里面发现名人？请大家看最后一行，有一个人名“李商隐”，这就是李商隐当年的亲笔签名，当然这是临摹的摹本。

此外，这些新科进士们是全社会的翘楚，受到众人的仰望，仰望到何等地步？

在婚恋市场上属于绝对的“钻石王老五”级别，简直就是理想配偶，以至于到后来出现了榜下捉婿。

宋代《萍洲可谈》说过一件事，礼部每年发榜的时候，围了两圈人群。里面内圈是考生在那看发榜，外面一圈都是各达官贵人家派来的膀大腰圆的家丁。大家知道他们干什么吗？一旦有人高中了，这些家丁就上去抓住上榜者，然后塞到轿子里，抬回去给自己家小姐做夫婿。

宋代还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刚说：“我中了！”结果被摁倒在地，塞到轿子里面，送到了老爷家。老爷出来赶快赔不是，说：“实在抱歉，出此下策。我家小女初长成，到了婚配年龄。看您高中，现在能不能结个姻亲？”小伙子非常客气，说：“承蒙您看得起，待我请几天假回家与娘子相商。”甚至连人家已婚还是未婚都来不及做调查。原因很简单，抢嘛。进士们有多么受欢迎由此可见一斑。

标题：科举对文坛乃至世界的意义

我还必须强调，武则天对科举做出过重大贡献。首先她创立了殿试制度。何为殿试？就是皇帝亲自再主持一轮考试。这种方式拉近了皇帝与考生之间的私人感情，也正是帝王心机之所在。因为一旦主持过一次考试，考生们对外就可以自称为天子门生。在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当中，除了父母跟自己的关系最亲近，接下来就是师生关系。

其次，武则天在科举当中加试杂文，大大促进了文坛之兴盛。武则天爱好文学，她在进士科的考试中加了诗词歌赋，这一下刺激了整个社会。全天下的人可以说是穷经皓首，都把精力投入到诗词歌赋的创作中，然后唐朝文坛呈现出了兴盛的效果。对唐朝文坛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谁？是李白和杜甫吗？不是，是武则天。因为她提供了一个政策导向，一个风向标。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科举对世界的影响。

这里涉及到利玛窦、伏尔泰、丁韪良、卜德、孟德斯鸠以及《剑桥中国隋唐史》等对科举制的评价。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发现了中国科举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给了科举制以极高的赞誉。而且都有感于本国政治体制的缺陷，想从科举制中汲取营养来治疗本国政治体制之弊端。

就如卜德(Bodde)所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因为它对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思想启蒙的年代，中国可以说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国度。尽管那时候的中国可能没那么完美，但是他们是借中国来说本国的事。

这就是著名的油画，雷蒙的《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热”。科举也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科举制对中国的影响持续那么久，说明科举制影响之长；而对西方的影响，证明了科举制影响之广。

科举是我国古代摆脱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的一个阶梯，它把知识分子阶层纳入到体制之内，也使得它本身成了整个社会知识界的一个风向标。此外，科举对西方影响巨大，成为西方思想家批评时政的一把利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举都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